在上述几幅照片中，照片1是《诗刊》刊发余秀华近景照，执拗的眼神、被风吹起的头发、背后大片农田背景无不表现出这位女农民诗人的倔强和执着，与并未特别强调其性别和身体状况的《在打谷场上赶鸡》组诗比较协调。媒体的着力点显然不在这里，而是要在这位奇特的女农民诗人、脑瘫患者身上寻找新闻研究者所说的新闻作为“新异存在者的感性显现”的现实资源⑨。就在主流诗坛按照既定的话语理路强调余秀华的乡村背景和执着精神时，媒体则按照媒体“追新逐异”的原则在照片2和照片3中打造了余秀华当代“小芳”和“祥林嫂”的两极形象：前者以无袖浅绿碎花裙、斜靠在树上的卖萌姿态，和背后春意盎然的绿油油稻田，体现出余秀华的清新之美和乡野之风，在一众女作家精心修饰的美照中，很是特别殊异，符合新闻传播中“新异存在者姓‘新’名‘异’”的特点，这是“美女作家”的炒作路子在余秀华诗歌“事件化”过程中的创新超越版；后者则走得更远，简陋的房屋和水杯、普通廉价的服装和椅子，以及余秀华苍老疲惫和有些口眼歪斜的神态，即使在当代农村中出示的也是明显最底层的形象，它与人们印象中的“诗人”形象之间的差距可称得上天上人间，“新异存在者的感性显现”这一新闻原则在这里亦体现得最鲜明。余秀华读书（照片4）、余秀华喂兔子（照片5）、余秀华在干枯的乡野稻田（照片6）等，其余几幅照片的功能与照片3基本相似，无不是以其极端贫穷、困窘、苦难生存状态下巨大的反差衬托“脑瘫诗人”的殊异和绝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沈浩波对媒体打出“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标签的厌恶，“这是一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个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⑩，是有一定道理的。
44、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
天授元年，即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她那作为女人的需要也被强烈的激发了。她宠幸的薛怀义虽身材高大，健硕伟岸，但后因难以驾驭，而被她派人暗杀。她宠幸的沈南蓼，虽然温顺有加，但因其身疲体衰而遭到厌弃。她宠幸的张易之兄弟则面若莲花，侍寝有方，使她精神上得到了满足，春情永驻，她感谢二张的奉献，授以高官，委以国政，成为她晚年最信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