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藏清代航海图》（下简称“耶鲁图”）是一份清代彩绘航海图册，于84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一名英国军官带至海外，中间经过辗转传授，最后由李弘祺教授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发现。[]图册共有23幅，北起辽东，南至东南亚，详细地绘有沿岸港口、岛屿的地理形势。承李弘祺教授见赠含有该图册的光盘，笔者得以有机会对这份珍贵的图册进行一定的研究。
历史上，“北洋”可以用来泛指渤海、黄海以及部分东海海域。具体到如何划分南、北洋，前人存在着几个平行的观点，多因持论者所在地理位置不同而异。对江南人而言，上海以北即为北洋，长江口为界[2]；对浙江人而言，定海以北即为北洋，杭州湾为界[3]；而清末官方话语中的北洋，则又限于辽宁、直隶、山东三地，胶州湾为北洋之南界[4]。
由于上海（即“耶鲁图”·99之南京港口[5]）与其稍南的浙北港口属于同一个港口组合区，故本文讨论的范围大致以杭州湾为南端之限，为“耶鲁图”第95～2图。内容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对北洋部分出现的词汇进行考释，并进一步对图册绘制者自身的方言特点展开分析；下半部分试图复原该图册所体现的航线。虽然在绘制的精细程度和描及地理范围上，“耶鲁图”要远超出章巽藏清代航海图（下简称“章图”），但二者仍有一定的同源内容（见附录），故而，本文的考释工作主要建立在章巽《古航海图考释》（下简称“章释”）[6]的成果之上。同时，也大量参考了周运中《章巽藏清代航海图的地名及成书考》[7]（下简称“周释”）、向达校注《两种海道经》（下简称“两经”）[8]、“陶澍海运图”[9]以及《海登州至金州水程单》（下简称“水程单”）[0]等图、书。
上、词汇考释表：散见海难报告中所见清前中期闽船在北洋的活动[]
统县政区福宁府福州府兴化府漳州府泉州府县级单位福安县闽县福清县莆田县海澄县龙溪县诏安县同安县晋江县—0—总计百分比%9%%9%4%20%%43%2%由上表可见，清代北上的闽船主要是来自于使用闽南方言的泉州府（同安县、晋江县）和漳州府（龙溪县），尤以处于厦门（同安县）一地为最。“耶鲁图”的成书无疑在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之后，故本文在进行词汇考释之时，主要是依据以厦门方言为代表的闽南方言[2]，兼标出福州方言[3]以为参考。由于山东、辽宁的胶辽官话属于北方官话系统[4]，故在不影响语音比较的前提下，本文使用普通话读音。
.北高丽山、南高丽山、烟墩（“耶鲁图”·0–02）
（南高丽：）船身停看是此形，每山头各有烟墩，马甚多。（“耶鲁图”·0）
“烟墩”，厦门话中“放狼烟的高台”[5]之意。
高丽，赤色，远看似马鞍样。（“耶鲁图”·0）
北高丽：此山看腰子样。（“耶鲁图”·02）
“耶鲁图”·02中“北高丽山”为“腰子样”，故“耶鲁图”·0中“马鞍样”之“高丽”，应即为后文之“南高丽山”。所谓高丽山，即当为中国与朝鲜的分界点。长期以来，中朝的分界线以全罗南道西南之黑山群岛为标志：
问之习于海道者云：自虎蹲山七里墪至嘉门，抵石弄渉洋山，絶海螺樵，又东北过黒水，渉黒山入高丽，封域日本又在高丽之东。（[宋]吕祖俭：《游候涛山记》，[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
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至墨（黑）山。（《宋史》卷《高丽传》）
黑山群岛之小黑山岛（Soh?ksan-do）、大黑山岛（Taeh?ksan-do）一南一北，当即分别为南高丽山（34°4′N,25°7′E）和北高丽山（34°40′N,25°25′E）。[6]小黑山岛，徐兢记作夹界山[7]：
正东望一山如屏，卽夹界山也，华夷以此为界限。初望隐然，酉后逼近，前有二峯，谓之双髻山。后有小焦数十，如奔马状。雪浪喷激，遇山溅瀑尤高。丙夜风急雨作落，帆彻篷，以缓其势。[8]
徐兢对夹界山的描述，正与“耶鲁图”·0中的南高丽山相同（见下图）。
图：“耶鲁图”0与黑山群岛
2.水慎马、五岛（“耶鲁图”·03–04）
（南高丽：）……用乙辰针，十一更取五岛。（“耶鲁图”·0）
南高丽取五岛，用单乙。（“耶鲁图”·02）
水慎马：水慎马用乙辰五更取五岛。（“耶鲁图”·03）
水慎马：用辛戌五更至高丽。（“耶鲁图”03）
由上可知，水慎马位于南高丽东南、五岛西北。“水慎马”三字，在厦门方言中作[tsuisimbe][9]，在福州方言中作*[tsuoitsi?ma][20]，应即日文“対马（ツシマ/tsushima）”之音译[2]。对马岛与朝鲜半岛隔着对马海峡相望，所谓：
倭地北跨朝鲜，南尽闽、浙，其往朝鲜也，自对马开洋，信宿（笔者按：两日）至。[22]
称为“五岛”或“五屿”的地名甚多[23]，以五更之地论之，这里所指应为韩国济州岛东、日本长崎西的五岛列岛。
3.孔屿沟（“耶鲁图”·05）
孔屿沟一更到长生岛。（“耶鲁图”·06）
孔屿沟可泊舟。孔屿沟西北一更长生?，相离不远。（“水程单”·0）
由此二条可知，孔屿沟是一个港口，位于长生岛东南。以地理论之，应即今大连市普兰店湾西中岛（莲花岛）东南侧之“通水沟”。通水沟渔港（39°23′N,2°7′E），处于西中岛和凤鸣岛间的董家口湾，“陶澍海运图”中标作“童子沟”，《台海使槎録》中作“童子沟岛”[24]。若以本地文献为正字之准，则当从《（民国）复县志略》作“筩子沟”。[25][26]
4.宣岛、鼻脚（“耶鲁图”·06）
宣岛位于铁山西北双岛湾口，应即双岛（38°53′N,2°7′E）。在福州方言中“双”为*[s??][27]、“宣”为*[suo?][28]，在厦门方言中“双”为[sia?]、“宣”为[suan][29]，音近而讹。
船要抛龟岛，可往宣岛鼻脚而行，具（俱）清凈，打水十七、八托，抛屿仔畔。（”耶鲁图”·06）
闽语词典中均查不到“鼻脚”二字。不过“鼻头”二字在”耶鲁图”和”章图”中还是数处出现：
马积：欲要入大澳，鼻头有一沉礁，不可大（太）陇，防之。（”章图”29）
船出威海卫鼻头，要收子午岛，用辛酉三更……（”章图”8）
故“鼻头”、“鼻脚”，大约分别指匚型湾口（如威海卫）之一北、一南两个嘴角。
5.磨盘山（“耶鲁图”·06）
“磨盘山”为常见地名，”耶鲁图”·06中磨盘山处于孔屿沟之北：
磨盘山，（复县）城西南七十五里。莲花山，城西南八十里、磨盘山西南，俱南接海岸苇塘。[30]
莲花山，即今长兴岛之塔山（39°32′N,2°7′E），此磨盘山，即今长兴岛之大孤山（39°34′N,2°25′E）。另两处辽宁附近海域的磨盘山为：
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镇城山头北之磨盘山岛（39°9′N,22°9′E）[3]。
渤海湾东部菊花岛北之磨盘山岛（40°32′N,20°49′E）[32]。
但此二者均与图中地理不合。
6.羊（半）洋礁、龟岛（“耶鲁图”·06）
“耶鲁图”·06图下方有“羊洋屿”，同页有又“行半洋外一更半取孔屿沟”、“生在半洋内”等语。“半洋礁/屿”在“两经”中出现了四次，故向达先生指出，“半洋礁当是通名”[33]。手写体中“羊”、“半”二字极易混淆，此处“羊洋屿”应为“半洋屿”之误。
图2：“耶鲁图”·06的对照图
表2：常见的“半洋礁”地名：
名称出处今地半洋焦（礁）《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半洋礁》；《重刻荆川先生文集》卷4《自乍浦下海至舟山》[34]
今嵊泗列岛白节山西北[35]半洋屿《顺风相送·新村爪哇至瞒喇咖山形水势之图》福建宁德海中半洋礁《指南正法·划[36]东山形水势》；《指南正法·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福建镇海附近《指南正法·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广东大鹏湾外半洋岛《（嘉靖）山东通志》卷6《山川下?登州府》今北隍城岛半洋山《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龙谷大学本）；《筹海图编?辽东沿海山沙图》[37]北隍城岛是自南向北渡渤海时旅顺口前最后一个岛屿[38]，恰处于渤海海峡中间处，故起码元末至明中期都称作（北）半洋岛或（北）半洋山。晚明辽事迭起时，大量的文献开始使用“皇城岛”一名以代替“半洋岛”，入清后则多用“隍城岛”之名，“半洋岛（山）”之名则已基本消失[39]。“耶鲁图”·06中所绘的地域在辽东半岛铁山之西，故显然与上表中各岛均位置不合。
铁山西有羊头湾。（“水程单”·7）
……羊头洼，八十里至双岛。[40]
旅顺老铁山为渤海口门，沿海岸西行曰羊头埚，又北曰双岛，有小海湾二，即羊头湾、双岛湾。海猫、礁腊二岛在双岛之西海中。[4]
“双岛”即为“耶鲁图”中之“宣岛”，“海猫、礁腊二岛”即“耶鲁图”中之“蛇屿、虎屿”，故”耶鲁图”06之“半洋屿”和“龟岛”都应在羊头湾附近（见图4）[42]。羊头湾呈3字型，三个突起部分自北向南为大羊头岛、长嘴子、小羊头岛，大羊头岛与中间的长嘴子构成“羊头洼”（或写作“羊头凹”、“羊头埚”，现为旅顺新港），长嘴子和小羊头岛构成“杨家套”。[43]“陶澍海运图”中标为“羊头屿”为大羊头岛，应即半洋屿（38°49′N,2°7′E）；龟岛“生在半洋内”（”耶鲁图”·06），暂无确考，疑为中部突出之长嘴子。
7.葫芦透、赤龟、双鲤头、礁（“耶鲁图”·07）
要取入葫芦透见此形，可防葫芦头礁打涌。船头比笔架山而行，看见葫芦头内赤龟出现，方可取入双鲤头。（“耶鲁图”·07）
“葫芦头”即葫芦山东段嘴角（见“章图”·2）。由上引文可知，“葫芦透”并不等于“葫芦头”。闽语中“透”读[t‘au][44]，故应为“葫芦套”（40°43′N,2°′E）之讹。“套”指地势弯曲之处，“葫芦套”之名最早出现在明末文献中：
新增右屯笔架山、葫芦套、孙家洼等处，右屯距宁远水路远二百里……[45]
……葫芦套，则在宁远之东四十里矣。……又十里而至罩笠山（笔者按：即笊篱山），盖与葫芦套俱象形而名。[46]
东行至罩笠山，先期遣觉华（笔者按：今菊花岛）将金冠从水入葫芦套，公至冠舣舟以待相。[47]
赤龟，应为葫芦岛市龙港区渔民村西北之龟山岛（40°44′N,20°59′E）。双鲤头，应即倒3字形的锦州湾中间突起处之“笊篱头”（40°47′N,20°59′E）。“笊篱”意为网状捞具，“双”、“笊”音近而讹。“耶鲁图”07所绘于葫芦透东部的名“礁”之处，即”章图”2中的“葫芦须礁”，章巽先生将葫芦须定为《东三省纪略》中提及的“沙冈”，不过据笔者推断，“葫芦须礁”更可能是今葫芦岛东之大酒篓岛（40°43′N,2°2′E）[48]，见下图[49]。
图3：葫芦岛
8.双鲤鱼、乌礁、坪水、坪墘（”耶鲁图”·08）
“耶鲁图”·08中“乌礁”，应为“龟礁”之误，应即今龟山岛，“耶鲁图”·07中的“赤龟”；“耶鲁图”08中“双鲤鱼”应为”耶鲁图”·07中“双鲤头”之误，即今“笊篱头”。
具（俱）是坪，水退无水（“耶鲁图”·08）；水退无水是坪。（“耶鲁图”·08）
坪，在厦门方言中读作[p‘i?]，意为“倾斜地”，这里意为“岸边倾斜地，滩头”。[50]“水退无水是坪”，即所谓“北距天桥厂成一大海澳，澳中水浅滩多，潮落时，俨成陆地。”[5]
墘，在厦门方言中读作[k?]，意为“位置上处于边缘的部分”。[52]坪墘，意为“海边滩地的边线”，即”耶鲁图”·08图中“乌礁”旁的竖线。“坪墘”西边加浅色横条纹处即为滩涂，因为笊篱头南北俱为淤泥质沙滩[53]，故葫芦岛以北湾口无法作良港使用。
图4：“耶鲁图”·08的对照图
9.草屿、铁砧礁（”耶鲁图”·）
里顺口：门身东势，有草屿五个。（”耶鲁图”·）
船在鸡鸣岛，用干亥放洋，东南风停杆航，五更到铁砧礁，大片有尖出水，看东北势大山是里顺口，开杆航，用辛戌针见铁山，三更远看身。（”耶鲁图”·）
“耶鲁图”·中“港路可行”四字左边为虎尾半岛，右边为黄金山，草屿为旅顺口的东侧群礁，即今模珠礁。模珠礁，原作老母猪礁，形似母猪带领一群小猪而得名。[54]铁砧礁，暂无确考，疑为旅顺口南柏岚子湾东之北火石礁或开洋礁。
图5：”耶鲁图”旅顺口
0.东竹、寮岛、蛇屿、虎屿（“耶鲁图”·2）
威海共刘公岛相连往天津；从皇城、寮岛往锦、盖，可过小洋，七更取铁山。（“耶鲁图”·2）
……登州至旅顺之必由庙岛、皇城等处而后抵岸也。[55]
从庙岛径直达旅顺，洋程五百五十里，顺风一日夜即至。[56]
东竹，即庙岛群岛最东之大竹岛（38°02′N,20°56′E）。
蛇屿，即今蛇岛。虎屿在蛇岛南，当即今海猫岛。
寮岛，应即“庙岛”之误。[57]“庙”，在福州方言中作*[mieu][58]，在厦门方言中读作[bio][59]。闽南方言中，[m-]、[n-]、[?-]仅配于鼻化元音前，[b-]、[l-]、[g-]仅配于非鼻化元音前，[iau]属于非鼻化元音而一般不与[m-]相配，故“庙岛”被记作“寮[liau]岛”。[60]
.龙栖岛、养鱼池山、粪湖（“耶鲁图”·3）
图6：“耶鲁图”·3与荣成湾
对单酉看，内北面共养鱼池山相配，乃是龙栖岛也。（“耶鲁图”·3）
龙栖岛，应即今成山角南端、荣成湾最北端之“龙须岛”（37°23′N,22°4′E）[6]，现已经连陆。
“养鱼池山”，应即马山（37°20′N,22°36′E）。荣成湾自北向西南方向划出一条弧线，西南有一泻湖名月湖，马山和龙须岛一为最南端、一为最北端，故曰“相配”。马山之西为养鱼池湾，这大概是将马山称作“养鱼池山”的原因。”章图”·2谓：“入养鱼池正门有礁可防”，此礁应即指今养鱼池草岛。
南面大澳是粪湖，打水七八托，可抛船。（“耶鲁图”·3）
马山海口，在（荣成）县东南八里，口外有拦海沙一桁，口内为小海，渔船可通。[62]
粪湖（“章图”·作“粪箕湖”），位于成山南面，章巽注曰“当是荣成湾的一部分”[63]。荣成湾有一条沙坝泻湖链，从东北向南依次为筏子窝泻湖、马家瞳泻湖、大石泊泻湖、松埠嘴泻湖和月湖，除月湖外，其它诸湖均已或沼泽化或为沙坝所封闭，其中面积最大的也仅有月湖的百分之一。[64]故粪箕湖应即为月湖（又名马山湾、天鹅湖），“粪箕”、“月”或均为象形而言。
2.马鞍山（“耶鲁图”·4）、埯（“章图”·2）
图7：“耶鲁图”·4与爱伦湾
“泊船埯”（“章图”·2），“埯”（厦门方言：[o?]）即为“湾”（厦门方言：[o?]）字之简写，指“港口”。
马鞍山：对单酉看此形，（相）配外势青山头。（”耶鲁图”4）
马鞍山：后面是青鱼滩。（”耶鲁图”4）
由上可知：）在马鞍山外往北可看见成山头，即两者大致在一个水平线上（“相配”，见上述养鱼池山）。2）青鱼滩（又写作“鲭鱼滩”）北部为爱伦湾，马鞍山应在爱伦湾的最北嘴角处。所以，马鞍山应是今荣成市俚岛镇东南之马他角（37°′N,22°37′E）[65]。
3.大石岛、马头嘴、马山嘴（“耶鲁图”·5）
大石岛，即今石岛镇（36°53′N,22°25′E），在镆鎁岛西、凤凰湾南，“石岛海口，在（荣成）县南一百四十里，南北商船出入成山头，必泊于此。”[66]石岛湾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之“赤山浦”。
考虑到此图所绘范围在山东半岛南部，故此“马山嘴”不取前述之马山湾南之“马山角”，而应为“马头嘴”之讹。
表3：马头嘴
名称出处位置马头嘴口《康熙皇舆全览图》（四排二号）；《雍正十排图》（六排东一）《乾隆十三排图》（九排东一）；
王家岛西、朱家圈口（朱家岬）东马头嘴“陶澍海运图”石岛南、铁槎山东马头山《安船酌钱科》马头觜海口《（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3《山川》，第28a页。在（文登县）东南一百里，今淤，仅通渔船，其东接荣成界。马头嘴，即今荣成市王家湾西部嘴角名“码头”处（36°5′N,22°22′E）[67]。
图8：”耶鲁图”·5与铁槎山
4.棉花岛、平屿、小屿（“耶鲁图”·6）
“棉花岛”，“在乳山口东南海中”[68]，即今杜家湾处之杜家岛（险岛）[69]，杜家岛北部有棉花山[70]。“章图”·5、“章图”·9和”耶鲁图”·6都标有“乌牛（屿）”，“周释”即指出，“乌牛屿”即牛岛[7]。不过今山东南部海域有两个牛岛，一为即墨市洼里乡之牛岛（北）（36°24′N,20°56′E）[72]，一为青岛市黄岛区之牛岛（南）（35°56′N,20°′E）。《水道提纲》谓：
海自成山之东折而西南，……，又西南经即墨县东之坡子口东（原注：东有芦岛、水岛、青岛、田横岛、长牙岛、牛岛、马龙岛、石岛、西南有女岛）。[73]
芦岛为今驴岛，处于田横岛和马龙岛之间的牛岛为牛岛（北）。平屿处于乌牛岛和棉花岛之间，“周释”推测它有可能即今三平岛[74]。
图9：“耶鲁图”·6的对照图
5.钱屿、礁、赫屿、船路（“耶鲁图”·8）、平屿（“章图”·7）
钱屿，据“耶鲁图”·8当在赤岛东南[75]，“钱屿一名槟榔屿”（“耶鲁图”7），故钱屿亦即今脱岛（槟榔屿）[76]。“耶鲁图”·7和”章图”·7所绘制的钱屿东边之“礁”，即今大、小石岛（二岛原为一岛，名“石岛子”，后因风浪侵蚀，今分为二岛）[77]。
赫屿，在”章图”中写作“赤屿”（”章图”79），即今赤岛[78]，“因岛上岩石呈赤色而得此名”[79]，“在麦岛之东北约三海里，北距海岸约一海里”[80]。“耶鲁图”和”章图”中赤屿均被绘作两个小岛，大约一开始并排标了两个“赤屿”，在多次传抄中，两个“赤”字被讹合为“赫”字。
“耶鲁图”·8中赫屿东南的两个小岛在“章图”·7中标作“平屿”，应为今小公岛（36°59’45″N,20°35’04”E）及小公南岛（36°59’42″N,20°35’05″E）[8]。
“耶鲁图”·8中赫屿左边之“船路”，应即所谓“竹岔水道”，在青岛市海西半岛东部与竹岔岛之间，为青岛港至灵山湾之航线。[82]
图0：“耶鲁图”·8的对照图
6.相灿/相参
北乌坵：对西看上此形，两广相灿正是。（“章图”·28）
北乌龟：对西面看此形，两广相参是也。（“耶鲁图”·93）
船在台（山）看此形，此山与台（山）相灿。（“章图”·39）
船在台山近看坎山共台（山）相参。（“耶鲁图”·84）
上面两组对照显示，“耶鲁图”中“相参”即是”章图”中“相灿”。由于”章图”中一致使用“相灿”二字，而“耶鲁图”中“相灿”、“相参”并存，故很有可能“参”字是在传抄过程中逐渐被篡入的。在闽南语中，“参”、“灿”分别以[-n]、[-m]收声[83]，二字绝不至混用，并且，“相参”意为“混合”[84]，与各处文意均不相合。
南奥山：船在表尾驶出，对壬子看是此形。东势有大山灿出西畔，内面山屿甚多，此处打水廿一托，赤沙并，壳子略白色。远看有门断水，见其门中有屿，船驶过，身相吞做一个。（“耶鲁图”·38）
这里的“灿”如果依“章释”解释为“相对”[85]，就与文意不合。实际上，“灿”之本字当为“窜”，在厦门方言中“窜”、“灿”同音（[ts‘uan]），意为“从旁边或歪斜地长出来”[86]。
7.小结
“周释”已经指出，虽然据章巽先生所记”章图”系辗转购自浙江吴兴[87]，但它的绘制者应为闽人，理由有二：）习用“澳”、“仔”、“屿”、“讨海”等闽语词汇；2）绘制者对于闽地的熟悉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地区。[88]对于“耶鲁图”亦是如此，就词汇上来说，以“某势”（西北势、内势、下势等）来表示方位，“讨海”表示“出海捕鱼”[89]，“涌”表示“浪”，“陇”表示“靠近”[90]，“碇”表示“船锚”，均是闽语的共同特色。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地名“讹误”中倒推出语音上的证据：
闽语没有齿唇擦音[f]、[v]，故“芝罘[f]岛”被记作“子午[h]岛”（“章图”·8）。
闽语没有舌尖后音[t?]、[t?‘]、[?]、[?]，故“笊[t?-]篱头”被记作“双[s-]鲤头”、“双[?-]岛”被记作“宣[s-]岛”。
闽语没有舌面前音[?]、[?‘]、[?]，故闽语中“坵[k‘u]”和“龟[ku]”相近，“北乌坵”（”章图”28）遂会与被记作“北乌龟”（“耶鲁图”·93）。
进一步而言，闽语一般可分为5个次方言，除闽北方言和闽中方言基本处于内陆外，余下自北向南为：以福州方言为代表的闽东方言；以莆田方言为代表的莆仙方言；以厦门方言为代表的闽南方言。[9]那么，是否有证据显示“耶鲁图”和“章图”是出自闽南方言而非其他闽语次方言呢？笔者觉得有以下几点证据：
较之其他次方言，闽南方言音系的一大特点即没有撮口呼韵[92]。故“旅[-y]顺口”被记作“里[-i]顺口”、“龙须[-y]岛”被记作“龙栖[-e]岛”。
“シマ/sima”被記音作“慎馬/甚馬”（sima=*simma），更可能發生在帶有[-m]收聲的音系之中。[93]而较之其他次方言，闽南方言音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m]收声的韵母。
闽南方言中无合口呼之[uo]、[u?]，故“鼍[t‘uo]矶[?i]”被记作“桃[t‘o]枝[ki][94]”（”章图”5）。
成[t?‘??]山头”被记作“青[ts‘i?]山头”，有可能是由于厦门方言无[e?]、[??]韵而仅有[i?]韵[95]。
用“屎”来表示“残渣、渣滓、碎屑”之意[96]，这种用法仅见于闽南方言。
总之，“耶鲁图”中的地名体现了两种闽语化地名：第一种，用闽音来记录其他方言中的地名，如双鲤头（笊篱头）、里顺口（旅顺口）、宣岛（双岛）等；第二种，是将东南海域的地名带入到了北洋海域，比如半洋礁、槟榔屿、龟屿、乌牛屿、草屿等。
下、航线研究正如向达先生所言，《指南正法》的编纂者“大概收集了一些《针谱》或《罗经针簿》，加以整齐排比”[97]，并未经过仔细的文饰和整排，显得较为“杂芜”。不过正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两经”所基于的原始材料大致有二种类型：[98]
“山形水势图说”[99]，内容包括：）图；2）文字标注：礁石、山势、岸形；潮汐、水深、泥沙。
“针路水程单”（或称“更路簿”），内容包括：）对坐[00]；2）风向及用针；3）水程更数。
前者是局部性知识，后者是全程性知识，航员需要将这两种数据配合使用，前者用于辨识位置，后者用于辨识航向并保证连续航行。“耶鲁图”和“章图”可视为主要从前一种“山形水势图说”发展而出，但同时被添入了大量“针路水程单”的内容。在智识阶层的著作之中，还相应地另有一套海图体系，那就是着眼局部性知识、描绘沿海军事形势的“沿海山沙图”（如郑若曾：《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以及全程性的、描绘漕粮运道的“海运图”、《郑和航海图》等。后者可视作进入官方话语系统之“针路水程单”，于明清又以下列三幅图为代表：
《海道经?海道指南图》[0]，它代表了明初漕粮北运的海道之一。
《海运新考?海运总图》[02]，它代表了明中期隆庆年间王宗沐主持海运时所使用的海道。
“陶澍海道图”，它代表了清道光年间陶澍主持海运时所使用的海道。
明代坊间刻印最广的“海运图”为罗洪先的《广舆图?海运图》（下简称“罗图”）[03]，《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锦州卫部分”有标注谓：
海运故道始于福建而迄于直沽，考之《海道经》、《海运编》、《山东通志》等书，互有异同，未知孰是。今所据者，念庵罗公《广舆图》所载，其见识渊博，考计精详，盖必有确见也，故不疑而录之云。[04]
就在士人阶层中的流传和影响来说，“罗图”确然在明清海运观念的传播上有着核心地位[05]；但是就具体的航线信息来看，《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注中对“罗图”的推崇是有偏差的：根据周运中的研究，“罗图”仅在《海道指南图》航线周围添加了一些辅助性地理信息，除个别地名勘误外，并没有超越《海道指南图》之上的价值，更添入了不少谬误之处。[06]故而，下面的讨论不纳入“罗图”，而以三种“海运图”以及“水程单”为主。
一、江浙至山东诸航线
图：明清海运的苏北段航线对比[07]
由于苏北沿岸有以“万里长滩”[08]着称的“辐射状沙脊群”，“水浅礁硬”，即便江苏、浙北所使用的平底“沙船”[09]，也仅能勉强航行。而福建尖底的闽船（又被称作鸟船、雕船、钓船等等[0]，“耶鲁图”·8亦绘有闽船一只），则基本不可在苏北傍岸航行[]：闽船由江浙至山东，需要先向东行一段水程（一般以尽山为准），再向北驶入黑水洋，这样可完全避开苏北沿海[2]。“耶鲁图”和“章图”中没有任何标记苏北沿海山沙岛屿，体现的正是闽船的航线特点。故而，自长江口或杭州湾北至山东半岛主要有两种航线：
傍岸沿沙道：
刘家港→黄连沙嘴→万里长沙→东海县→胶州→灵山洋→成山头（元代海运最初航线[3]；《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所绘之海道）。
刘家港→崇明岛→瞭角觜→桃花斑水、虎斑水[4]→海州→胶州→成山头（《海道指南图》海道）。
黑水洋道：
明初漕运海道（《海道经?海道》[5]）：刘家港→崇明沙嘴→暸角嘴→白水洋→官绿水→黑绿水→黑水洋→北洋绿水→显神山→成山。
崇明岛→畲山[南槎山]→黑水大洋→铁槎山→成山角。（“陶澍海运图”海道；元至元三十年后海道[6]）
尽山至成山道（“耶鲁图”和“章图”）：尽山(“耶鲁图”·98)→（黑水洋）→青山头（“耶鲁图”·3）
由《海运新考?海运总图》可知，隆庆海运海道为了避开苏北沙脊群，选择从江南直接以运河运至淮安府，再自淮口入海。“陶澍海运图”则特意标出了“乍浦→尽山”的“乍浦出东大洋水道”以及“刘家港→崇明洲三沙”的“元千户殷明略开新道”（即上述“黑水洋道”·A），表明道光陶澍海运海道同时受到过“元至元三十年后海道”以及“尽山至成山道”的影响。
二、胶辽诸航线
关于胶辽之间的航线，讨论最丰者为《海运摘抄》，其中记录了明季自山东半岛转饷就辽的往复案牍。另外，“水程单”、“陶澍海运图”亦有助于我们为“耶鲁图”和”章图”恢复出更完整的航线系统。
从皇城、寮（庙）岛往锦、盖可过小洋，七更取铁山。（“耶鲁图”·2）
抛铁山羊（洋）头澳，天清亮看见皇城。（“耶鲁图”·2）
“小洋”即“铁山洋”，指的是北隍城岛以北之渤海海峡，唐代称作乌湖海，清代又称老铁山水道。这条航线为：
渡渤海海峡航线：登州→庙岛[“耶鲁图”寮岛]→猿山[“章图”猴机]→南、北桃枝→南、北隍城岛→铁山（“水程单”·—6；“耶鲁图”·2）。
至铁山后，则有两条航线选择：
沿辽东西海岸航线：铁山→羊头湾[“耶鲁图”半洋屿]→双岛湾[“耶鲁图”宣岛]→孔屿沟→长生岛→盖州→营口[牛庄口]→锦州[桐屿沟、葫芦岛]→山海关（“耶鲁图”·06+“水程单”·+“耶鲁图”·07—08）。
沿辽东东海岸航线：铁山→旅顺口→小彭屿[小平岛]→柳树底[7]→彭子湾[大窑湾？]。（“水程单”·8—9）。
山东往天津有三条航线：
刘公岛[威海]→天津（“威海共刘公岛相连往天津”，“耶鲁图”·2）。
庙岛[登州]→天津（“黑山[笔者按：庙岛群岛之大黑山岛]：往天津此处船路”，“章图”·6；“陶澍海运图”[8]）
海仓[莱州]→直沽口[天津]（《海道指南图》）。
“章图”·8和“章图”·0指出一条“刘公岛→威海→芝罘岛”的航线，它实际上代表了一条更长的沿岸航线：
沿山东半岛北部航线：成山→刘公岛→威海→子午岛→庙岛[9]；莱州→庙岛（《海运摘抄》卷2）[20]。
另有两条自辽东半岛返回山东半岛的航线：
旅顺口→威海（“水程单”·2）；柳树底→成山（“水程单”·2）。
图2：山东至辽宁海道、环渤海海道
闽船在北洋的活动主要限于锦州，天津，登州、胶州四港，[2]“耶鲁图”正与此符合。前人研究表明，不同船型的船只，载重能力和航行能力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如下配置格局：闽船多经营越洋长程航线；苏船多经营中程航线，如“江南→山东”、“福建→上海”等；而天津、山东船多经营短程航线，如渤海湾内各点间活动之航线。[22]辽东半岛东海岸没有特别大的贸易港口，长程前往显然得不偿失，或正因此，“耶鲁图”和“章图”并未提及辽东半岛东部海域。
三、入朝鲜、日本诸航线
中国至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主要有三种航线：
.山东傍海入朝鲜道：
登州→旅顺口→沿辽东半岛东部海岸→沿朝鲜半岛东北部海岸（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23];62—年朝鲜贡道[24]）。
2.山东直入朝鲜道：
成山角→熊津江口（显庆五年苏定方征百济道[25]）。
石岛湾→黑山群岛（日僧圆仁归国航线[26]）。
芝罘岛→瓮津（北宋熙宁前出使高丽海道[27]）。
3.江浙入朝鲜道（又名“黑山海道”[28]）：
明州→普陀山→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黑山群岛（《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海道》[29]）
茶山→黑山群岛（“陶澍海运图”[30]；明初太仓至朝鲜贡道[3]）。
普陀山→黑山群岛（《指南正法·普陀至长岐针》[32]）。
图3：唐代至清代的三种入朝鲜航线
这三种航线应该都是历时并存的，“耶鲁图”·90—02所体现的正是其中“浙江入朝鲜道”。
《指南正法》所记中国至日本长崎诸针路有：台湾、凤尾、普陀、沙埕、尽山、九山、宁波、牛屿、东涌、南杞、厦门等等，[33]其中江浙至五岛等处之航线，亦是明代日中贡道[34]。与”耶鲁图”之“江浙→朝鲜黑山群岛→日本对马”不同，《指南正法》中的航线大部分都不经过朝鲜，而直接放洋至日本五岛、女岛。
余论过去的地图史学家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的海图，从绘制方法上来看……大都不能自成系统，能自成系统者仅有针路图一种。”[35]然而，随着大量“水程单”[36]以及耶鲁藏航海图、章巽藏航海图的出现，我们应该校正此看法，将“山形水势图说”和“针路水程单”视为独立并存的两个系统。而像《使倭针经图说》和《郑和航海图》那样将山水图与针路单进行结合的海图，反而应是经过中下层文人再次编撰的结果。[37]
为何“山形水势图说”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因为此种图册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地理知识，更是为了辅助船员对辨认目标物进行反复记忆。关于明隆庆海运的《海道新考》一书中，即述及这此种图册：
查得……多有素行海道惯熟水手，……分发粮船，指引海道。……该道稽查明白，星驰开报两院。该道仍刊为小册，分发驾船员役，各要熟记，临时不许错认其海道、湾泊、廽避去处、所辖各有几处。[38]
航海图册不厌其烦地标出了各个角度下目标物的特征，是为了配合船员的辨识训练；它所记录的地名细微而精准，绘画却简洁而写意，因为其使用者是本已“海道惯熟”的水手，没有经验的人无法使用它直接指导航海活动。所谓“舟子各洋皆有秘本”，“秘本”之“秘”并不完全是因为“秘传”，更因为它需要先和“个人化知识”进行紧密结合，然后才能被使用。但是，一旦这种“山形水势图说”像《使倭针经图说》那样被附作“针路水程单”的插图，其辅助辨识的实际功能就完全丧失，而让位于一种装饰性的用途了。
附录：“耶鲁图”和“章图”的对应关系
编号图像地名文字中出现地名“章图”对应编号95两广[39]，海照[40]尽山96两广鱼山[4]，凤尾山[42]26下半部97尽山两广，北乌龟，海照，茶山尽山海照99茶山[43]，铁钉屿南京港口[44]花鸟[45]24左部0高丽[46]五岛[47]02北高丽[48]南高丽，五岛03高丽山，水慎马[49]高丽，五岛04高丽山，安南洋[50]05孔屿沟[5]，长生岛乌龟06磨盘山[52]，孔屿沟，长生岛，乌龟[53]，宣岛[54]，羊洋屿[55]，虎屿[56]铁山07笔架山[57]，赤龟[58]，葫芦透[59]双鲤头[60]，菊花岛（菊岛）[6]，葫芦头礁[62]08笔架山，双鲤鱼（头），乌礁，葫芦透，天桥厂[63]，是铺[64]09山海关[65]桐屿港[66]20菊花岛里顺口[67]，草屿[68]，铁砧礁[69]鸡鸣岛，铁山32铁山，蛇屿[70]，虎屿，东竹[7]，北皇城[72]，南皇城[73]威海，刘公岛43青山头[74]，乌驴岛[75]养鱼池山[76]，龙栖岛[77]，粪湖4乌驴岛，鸡鸣岛[78]，马鞍山[79]，养鱼池，青鱼滩[80]，青山头5大石岛[8]，马头嘴[82]，苏山，马山（头）嘴46邱山[83]，千里岛[84]，乌牛岛[85]，棉花岛[86]，平屿97水灵山[87]，钱屿[88]，槟榔屿[89]荖山，荖山头[90]，赫屿[9]，钱屿79茶山，鸡髻山[92]尽山[大部分残缺]水灵山，胶州港口，黄牛屿[93]2*本文原为年6月6日于新竹交通大学举办的“耶鲁大学所藏东亚山形水势图研究工作坊”的会议论文，现经过删节发表于此。另，本文亦受益于李弘祺教授的会议基调文章“AnEarly0th-CenturyChineseNavigationalMapintheMapCollectionofYaleUniversity”（未刊），在此表示感谢。
[]李弘祺：《美国耶鲁大学珍藏的古中国航海图》，《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8期。
[2]“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清]包世臣：《中衢一勺》卷《海运南漕议》，光绪十四年重校本，收入《中国水利志丛刊》（一），扬州：广陵书社，6年，第b页）
[3]“尝闻习海者云：‘……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水极险恶。’”（[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北京：中华书局，年点校本，第94页）“盖由镇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悬海中，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年，第0页）“中国海岸以杭州湾为天然分野，以北为北洋，大致为上升海岸，多成沙岸；以南为南洋，属于下降海岸，则为岩岸。”（张其均编：《本国地理》（上册），南京：钟山书局，年，第46—47页）姚宽为绍兴嵊县人，张其均为宁波人，段光清则曾历仕宁波府知府、浙江按察使等职。
[4]“（光绪）十二年，许景澄建议：山东胶州湾，当南、北洋之中，东为浮山、西为灵山，口狭而水深，宜规画形势，为新练海军屯港，与旅顺口东西相应。”（《清史稿》卷38《兵九·海防》，中华书局本，第页）；“至胶州地居南、北洋之中，为北来第一重深水船澳，自应设防屯守，以期周密。”（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7《出洋巡阅折（光绪十七年四月初六日）》，民国景金陵原刊本）“北洋：指直隶、奉天、山东各省有外交事务之地而言。其以南沿海沿江各省，则别之曰‘南洋’。”（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香港：商务印书馆，93年，第84页）
[5]南京港口，“章释”作长江口（第52页），更确切地说，即是上海港，见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9年，第85页。
[6]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北京：海洋出版社，年。
[7]周运中：《章巽藏清代航海图的地名及成书考》，《海交史研究》，8年第期，第70—78页。
[8]向达校注：《两种海道经》，北京：中华书局，0年。
[9]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8《敬陈海运图说折子（附海运图）》，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年。图中所绘之虚线，即代表了道光六年（）因河运艰难而由陶澍主持试行海运时，“由上海沙船运赴天津”的航线。
[0][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6《海登州至金州水程单（原文注：水程一更桉陆路六十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该表主要基于杨国桢先生所汇编的海难报告，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年，第3—5页。
[2]“声母方面漳泉厦之间差别本来就不大,厦门话的韵母近于泉州的多,而声调则近于漳州的多。”（李如龙：《〈八音定诀〉的初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8年第4期）厦门方言最早的语音材料为年的《翻译英华厦腔语汇》（Rev.E.Doty,Anglo-ChineseManualwithRomanizedColloquialintheAmoyDialect,Canton:S.WellsWilliams,），不过它的音系与现在的厦门话基本相同，少数变化（如日母混入柳母、参韵混入公韵等）也仅是在新派厦腔中有所体现，所以本文直接给出《厦门方言辞典》（李荣主编、周长楫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厦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年）中的音标。厦门方言的词义本文则以《厦门方言辞典》为主，兼采纳《台日大辞典》（小川尚义：《台日大辞典》，台北：台湾总督府,93年）。后者的优点是编纂时间较早，并汇集了众多之前的教会辞典的释义。“白话字台语文网站”（